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村镇化进程已经展开。
最显著的例子是乌镇之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极为繁荣的乌镇，进入二十世纪后，伴随着沿海城市的兴起，缓慢衰落。尤其是到二十世纪中期，镇里工商业被人为取消，几乎丧失生机。但八十年代以后，农民在此发展工商业；九十年代以来，旅游业则迅速发展。由此，乌镇恢复活力。在此基础上，政府确立此处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古老的乌镇一举成为最时兴的互联网产业小镇。
乌镇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目前，不少地方已仿照这一模式建设特色产业小镇。就在北京，政府已确定，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基金小镇。北京已患上严重的大城市病，政府积极筹划疏解各种非首都功能。其实，不少产业是可以外迁的，而以小镇模式外迁是一个选择，可保持产业之相对聚集。长沟这样村镇优美的环境，也确实可以吸引产业从业人员外迁。
如果说，这些特色产业小镇的兴起还有较强的政府背景，那么，另外一种小镇的兴起，则纯粹是技术和市场驱动的，此即淘宝村、镇。
第三届淘宝村大会刚闭幕，据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5年淘宝村报告》，截至目前，全国涌现出淘宝村780个，淘宝镇71个。笔者前不久与一批学者参访江苏曹县大集镇和江苏睢宁沙集镇，所见所闻，同行者无不讶异、惊喜：一大批企业，在相对贫穷、也无资源优势的两地，借助互联网搭建的交易网络得以迅速成长。
与本文讨论问题相关的是，这里曾出外打工、上学、经商的人口又在回流，这些地方的官员已经在认真地思考就地城镇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互联网重塑经济社会秩序的力量，那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人口大规模集中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么？村镇化是否可能，并且较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点简直就是确凿无疑的。
实际上，这已是我们所见证的第二轮村镇化。
过去几十年，在鲜亮的城市化背后，其实一直有强劲的村镇化潜流。天则经济研究所专门对此现象进行过研究，我们注意到两类市镇：一类是八十年代兴起的工商业强镇，江浙、福建、广东等地，此类市镇甚多。另一类不那么显著，但也相当重要，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于大城市郊区的居住区，最著名者是京冀交界处的燕郊镇。
令人遗憾的是，囿于城市化理论，理论界对这一现象缺乏深入研究，决策者基本视而不见，这两类市镇始终局促于现有行政架构中，无法自由舒展，结果，其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文化秩序无法正常生长。尤其是后来，两者受到市、县城市化进程的挤压，今天，似已黯然失色。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面对正在兴起的第二轮村镇化趋势，学界和决策者应当有文化和理论之自觉，也即从文化和理论两个方面，深入认识中国城镇化之内在机理。
首先，从文化角度看，由儒家文化塑造出中国人的精神与中国以西诸族群有所不同，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态上的区别主要在于：由于普遍的身份制，在中国以西，文明始终聚集于城市，乡村是野蛮的，无文明可言，工业化就发生于享有特权的城市；但在中国，身份制早就废除，人口、资源可自由流动，故城乡大体上是贯通的。
唐宋以来，这一点尤为明显。明清时代中国经济已深度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固然有若干城市高度发达，规模也较大，但始终不是城市一枝独秀，相反，大量工商业活动发生于村、镇，镇的作用是沟通村与城市，农村产品由此进入全球市场。由此，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是造就若干大城市，而是造就大量工商业强镇，前面说到的乌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散于村镇的工业化，根本原因是，人民自由，农民可不离村而从事工、商业；在儒家熏陶下，人民普遍有自主、自强精神，即便最普通的农民也相信，通过企业家式决断，自己可以改变境遇。而这种分散的工业化适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其效益普遍惠及农民。
有人可能争论，这样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不利于发生工业革命，此说不能成立，但暂不讨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府确实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以城、乡两分为前提，强制在城市-乡村建立空间上两分的产业分工体系，市民-农民成为两种身份。这样，工业化只在城市进行，由此确实推动了大工业化进程，政府建立了很多大工厂。在此背景下，乌镇之类传统市镇被人为取消了工商产业。
但是，这种工业化与农民广大人口无关，注定难以为继。从七十年代起，工业化重寻其动力，乃突破城乡分割藩篱，向农村迁移。由此开始中国第二轮工业化，这一次主要发生于村、镇。事实上，明清时代曾经繁荣的镇再度成为本轮工业化的重镇，上文所说的工商业强镇就此出现。这只是历史的一次回归。
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化，集中资源发展县以上的建制市。主流的城市化-城镇化理论似乎也认定，未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要住在城市，工商业活动只适合在城市发展，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城市越大，越有效率。
这些学者常以自由市场的经济学立论，但其实，这正是毛时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理论依据。我们不能不从理论上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规模经济？
主张人口城市化、发展大城市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但“规模”可有两种意义：一种体现在物理意义上，人口、资源集中于城市，可称之为“硬规模”。另一种是“软规模”，也即，网络规模，以及由此聚集的企业家规模。
为说明这一点，再看看历史。明清时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且效率极高，但其生产模式是，以家庭为单元之小微企业存活于庞大的商业交易网络中，后者提供丰富的资源选项，前者运用这些资源生产。这一模式效率极高，即便后来西方的大工厂也未必有能力与之竞争。原因在于，在其中活动的经济主体不是被动听从工厂主指挥的工人，而是具有创造精神之企业家。也即在此体系中，市场中的企业家比率（这是我生造的词，指各种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所占之比例），远高于大工厂、大城市模式，而市场的生命力全在于企业家。
今天，互联网经济似乎给这种模式再度复兴提供了一次机遇。淘宝村、镇的基本运作模式正式，无数小微企业存活于架构在互联网的全球性商业网络中，农民在家中就卷入全球市场，不是作为只出力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心又劳力的企业家，其效率焉能不高？另一方面，此网络以极低成本贯通城、镇、乡，再加上目前高度发达的物流业，基本上可以替代城市的“硬规模经济”。
至于为什么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有人愿意维持这么一个网络，仍然需要回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探索。姜奇平先生在今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发表文章，《三生万物：复杂共同体视角中的“互联网+中国”》，可供参考。
总之，互联网正在塑造经济社会秩序之雏形，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秩序重生之可能，这两个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究竟需要城市化、城镇化、还是村镇化，至于重新思考之关键，则在于历史的自觉、文化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