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已于2005年去世）在其1989年出版的《管理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一书中将管理学称为一门“通识学科”——也就是说，这门学问运用知识、自我认知和智慧来获得有效结果。在解释这种观点的背景时，这位史上首位严肃的现代商业编年史作者称，在各种人类事业中都不可或缺且得到普遍运用的管理学，已不再仅仅具备商业性功能，而是已经具备了社会性功能。以这种方式来重新定义管理学，汲取人文学科的深刻见解来阐明当前的社会需求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将有助于化解管理学的极大成功所带来的存在性危机：管理学的正当性源自何处？它应当为什么事情向什么人负责？
如果说真实情况不太符合德鲁克的解释、把管理学视为通识学科的观点看上去有些古怪的话，那是因为尽管德鲁克很有远见，他对形势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误判：他相信资本家的影响力和财富在不断萎缩，会萎缩到“即便发达国家的所有超级富豪都突然消失、世界经济也根本留意不到”的地步。
还能错得更离谱点吗？实际上，商业的影响力和财富增长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商业形式的管理学已经排挤掉了其他各种可能形式。非政府机构、社会性企业、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系统、大中小学现在全都由会计师那套排名计算、审计和绩效评定管理着——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2007年和2008年极容易出错的，并不是临床、医疗或学术管理系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鲁克观点的失败对商业造成的危害，与对其他运用管理学的机构造成的危害同样大。正如德鲁克清醒认识到的，股东价值并不能赋予管理以正当性（他的另一句名言是，自由企业制度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目标，只应成为建设美好社会的手段），它往往会助长公司权力的扩充和“牺牲长远财富创造能力以换取短期收益”的收购。如今，外包活动让一些经济体丧失了技术储备和工作岗位；创新逐渐让位于平庸；地球正在变暖而资源正在枯竭。
就创造性而言，离经叛道的科技公司苹果(Apple)从正面向我们展示了目前商业管理中缺少什么。苹果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明确表示，苹果的独特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于该公司有意识地把通识学科与理科结合起来。虽然乍看上去，乔布斯这位加州嬉皮士与德鲁克这位生于欧洲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德鲁克应该会以赞赏的目光，看待乔布斯在那根两臂上分别刻有“技术”和“通识学科”的模拟路标下发表演说的照片。与德鲁克的观点相呼应，乔布斯曾声称，技术的作用是用来解决问题，至于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则由人文决定。对于产品，他曾表示：“麦金塔电脑(Macintosh)之所以伟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由一群音乐家、诗人、艺术家、动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打造的，而这群人碰巧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苹果的基因中蕴藏着一个理念——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正是技术与通识学科和人文的结合，才带来那些令我们深受鼓舞的成果。”
迄今为止，管理学已在很长时间里放弃寻求正当性——它索性把正当性作为先验假定，这往往会造成令人痛心而不是令人鼓舞的结果。德鲁克认为，在信息化社会中，企业的大小和规模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在机械系统中大就是好，但在生物学系统中大小的重要性却排在功能之后，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中，大小变成了一个‘函数’、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最小的有效大小就是最好的。然而，他在这点上也错了。事实上，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大，就像癌细胞一样不受控制地不断复制，直到它们从整体上危及到经济以及更广泛的政体为止——正如2008年金融业发生的事情一样。
提出正当性和问责性这些重大问题仍然很有必要，对德鲁克来说，这不仅是衡量管理者是否成功的标尺，还可以用来评判他们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假如德鲁克没有在2005年去世、能亲眼目睹2008年那场危机，他可能会认为人们更应抓紧时间解答这些问题。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德鲁克那种把管理学视为通识学科的理念，如此才能“把过去的智慧与美好集中于解决当前的需求与丑陋上”，才能“把‘人文’再次摆在其应有的地位上，使其成为照亮我们前路的曙光和引导我们采取正确行动的指引”。
译者/简易
